南方网   作者：滢

8月18日，约有500名极右翼分子出现在德国首都柏林，公然纪念纳粹党副元首鲁道夫·赫斯，并与反右翼人士发生冲突。德国政府共出动了2300名警察维持秩序，至少有一名警察在冲突中受伤。

此外，德国右翼分子还借助移民问题，煽动排外情绪。而这一系列问题折射的，是民粹主义。它似乎暗示着，德国正在向右翼倾斜。连总理默克尔都不得不向右翼分子低头，未来的德国，会不会成为右翼分子的天下。整个德国，是否会走回老路？

默克尔被迫妥协求生存

大家还记得今年7月2日，德国总理默克尔被迫与右翼分子妥协的一幕吗？

当天，默克尔不得不与提出辞职的内政部长、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主席泽霍费尔展开紧急谈判，就泽霍费尔反对的移民难民政策达成妥协。

德国一直是欧洲老大哥，默克尔则是颇具号召力的德国元首，为什么竟然如此狼狈？

无他，就因为泽霍费尔等人反对默克尔对外来移民的宽松政策，并且以辞职相威胁。

不仅与泽霍费尔妥协，默克尔还与其所属政党基民盟主席克拉普-卡伦鲍尔达成了妥协，同意阻止其他地方的难民进入德国，并承诺建立过境中心，将难民送返他们抵达欧洲时的国家。

分析人士认为，如果默克尔不妥协，基民盟和基社盟近70年的政治联盟可能终结，成立仅三个多月的大联合政府将成为议会少数派，可能对默克尔第四个总理任期前景造成重大打击。

一旦默克尔总理生涯终结，对德国而言，意味着政坛重新洗牌;对欧洲而言，德国政局生变，挺欧力量可能会失去“旗手”和“主心骨”，一体化进程将受到打击。

因此，默克尔唯有通过妥协，才能熬过生死一关。

德国国足厄齐尔被迫退队

无独有偶。在今年的世界杯足球赛前夕，德国国家队足球运动员梅苏特·厄齐尔(MesutZil)也因担心种族主义而退出国家队，引发了一场关于种族主义的辩论和抗议。

退队事件是怎么回事？

在2018年世界杯前，两位德国国脚厄齐尔、伊尔卡伊·京多安，曾经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合影。不料此事被德国媒体曝光，德国右倾球迷对此举非常不满，加上厄齐尔世界杯成绩不佳，加剧了球迷对他的反感。

在宣布退出国家队之前，厄齐尔先后发布了两份声明，称自己对合影事件并不后悔，还指责了媒体及赞助商对他的口诛笔伐。还强调，是德国足协尤其是足协主席莱因哈德·格林德尔对他的不公待遇让自己不想再披上德国队的战袍。

退队事件引发了慕尼黑7月23日的声援行动，而迈耶也是其中的一位声援者。迈耶来自Geisenhausen，德国巴伐利亚州的一个村庄，保守派基社盟(C SU )的堡垒。退休的迈耶从Geisenhausen坐火车去慕尼黑，去声援厄齐尔，迈耶的内心充满了愤怒。

迈耶今年67岁了，退休前是一名训练有素的供暖安装工人，他想去巴伐利亚州州府，抗议“给世界带来如此多灾难的民粹主义”，并抗议CSU的代表，他觉得CSU不再代表他了。

“我喜欢一个不同的国家，”迈耶说，“我为自己是巴伐利亚人而感到羞愧。”

声援活动过去了，人们很快转向了另一个话题，但是迈耶不能忘记这场声援，成千上万的人参加了。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二次声援行动，他以前只参加过一次，反对在他所在村庄附近建一座核电站。

德国的右翼与左翼

目前，右翼鼓动者正试图掌控德国的话语权。他们想发动一场“保守派革命”，但遭到了左翼人士的强烈反对。

按照德国学者施皮尔的分析，形态各异的狭义民粹主义有以下一些共同特征：以民意代表自居，以排斥政治和经济精英以及社会边缘群体为核心的认同基础，对魅力型政治领袖的依赖，组织形式更接近于运动而非政党。

这些特征也间接反映了德国社会近些年的重大变化，即逐渐从一个共识社会走向分裂。这为右翼民粹势力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德国社会和其他西方社会一样，本不缺少右翼民粹以及右翼极端的声音。但是，第三帝国的沉重历史负担给德国社会留下了“德国版政治正确”的遗产，即社会整体对于导致历史灾难的思想意识形态持拒绝和警惕的态度。

于是，在战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德国上下有着相对稳定的社会共识，民主主义体制运转良好，而各种极端右翼在组织形式上始终无法突破联邦议院选举的百分之五选票的最低要求，进而在外界观察者的视野内被边缘化。在两德统一后的20世纪90年代，前东德地区右翼极端势力曾经攻击外来移民和难民，其引发的更多是全社会的震惊和谴责，而非赞同。

西方新政经秩序失灵

促使民粹声音实现社会和政治突破的，或者说导致德国社会共识逐渐解体的，是德国自身的体制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全球化背景下西方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失灵。

2008年起爆发的一系列欧洲金融、经济、主权债务、欧元等种种制度性危机，成为德国民粹主义发展的分水岭。民粹分子最初仅仅以经济领域的反欧元、反欧洲对危机国家的救助政策等为口号，其支持者以中高收入和受过较好教育的阶层为主，兼有保守主义和权威主义倾向，后来就越来越不掩饰自我，彻底完成了右倾转向。

与此同时，2016年爆发的难民危机在德国社会引发了极端对立的情绪：一方面，主流政治家和正直民众高举“欢迎文化”的大旗;另一方面，民众又普遍为文化和社会可能面临的冲击感到不安。以此为突破口，之前分散在德国社会各处乃至人性阴暗角落的种种排外、排斥社会边缘群体等极端声音，在右翼分子那里找到了栖居地和发声的渠道。

相当一部分德国人对此表示担忧。根据德国《明镜》周刊委托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超过三分之二的德国人谴责右翼分子，正如许多受访者认为德国政治正在向右倾斜一样。

联邦宪法法院院长安德里亚斯·福斯库勒担心，C SU的很多政客使用了“不可接受”的言辞。

随着厄齐尔退队的讨论，这种不安全感变得更加强烈。

移民争议始于70年前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第一批外来工人从土耳其和意大利抵达德国。自那以来，德国一直在争论自己是不是一个移民国家。随着2000年公民权利的改革，外国父母在德国出生的孩子有可能获得德国护照，这个问题似乎得到了一个“是”的回答。

现在呢?厄齐尔的辞职声明中所描述的挫败感和被冒犯的感觉对许多有移民背景的人来说很熟悉。移民的孩子们仍然觉得，在上学、找公寓或就业市场方面，他们处于劣势。鉴于围绕难民政策的持续斗争，反移民的情绪越来越强烈，而不是越来越弱。

格尔德·托马斯在柏林国际足球俱乐部工作了15年，先是当教练，后来又当了董事会主席。该俱乐部的队服上没有广告，只有一句口号：“没有种族歧视。”这个俱乐部的成员来自70多个国家。

“体育具有一种融合的力量——— 它把人们聚在一起，帮助解决冲突。”托马斯说。至少，应该是这样。但即使在他的环境中，他也能看到情况在悄然改变：“在各个层面，都有类似情况发生。地铁和校园里发生的事情，也体现在体育俱乐部里。”

民粹主义占主导地位让人心痛

62岁的霍尔弗里奇认为自己是中间派，他是拉克郡一家林业公司的办公室经理。拉克郡位于黑森州中部，靠近富尔达，人口1900人。他说：“看到这种民粹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是痛苦的。”

2016年，当外来移民搬到这个社区时，霍尔弗里奇与当地居民一起，组织了一个名为Ruckers的援助组织。他们邀请外来移民参加村里的节日，和当地人见面，为外来移民做吃的。他还帮助一名阿富汗年轻人加入职业培训。

根据民意调查机构Allensbach所做的调查，自2015年以来，在16岁以上的德国人中，有五分之一的人仍在帮助难民。有人捐款有人出力，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参与其中。

然而，对右翼分子而言，他们讨论的重点，不是让外来移民更容易融入社会，而是讨论外来移民的犯罪问题，以及如何将外来移民拒之门外的问题。这使得霍尔弗里奇等正直的德国人觉得很痛心。

现年45岁的Dewitz是一家户外装备公司负责人。他说，现在德国人往往更关注的是外来移民带来的恐惧，而不是移民给德国带来的潜在机会。

德国，下一步将向右走吗？